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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10-18 16:12:20 阅读: 来源:手球厂家

司法信息公开的理论憧憬

来源:法制网 作者:谢澍 2014-06-11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546

我们并不奢望公众一致同意法院的判决结果,只希冀借助理性的商谈结构,以及公开的法律文书、庭审实录,推动每一位参与者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达成共识。通过这种有限但却有效的共识,足以提升司法实践的可接受性,对法治意识的普及乃至公民理性的培育均有所裨益

命题证立的过程,往往遭遇三种结果:无穷地递归;在相互支持的论据之间进行循环论证;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论证过程。这三种结果被阿尔伯特称为“明希豪森-三重困境”,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即是在法学领域走出这一困境的积极尝试,它给法学如何作为实践理性的一个特殊领域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智识资源,将“理性商谈”提升至法律实践的理想境界。但亦有论者质疑:“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向一些法官们讲清了什么是 明希豪森困境 ,然而法官们却说,我们从来没有身处 明希豪森困境 的感觉,倒是在企图理解你所说的 明希豪森困境 的时候,我们险些陷入了困境。”事实上,这恰好证明了我国部分法官在形成判决的过程中缺乏法律论证的思维,抑或论证过程终止于法外权力的决断,进而体现在裁判文书中普遍缺乏说理。司法信息公开时期对裁判文书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官若要展示自身业务水准和裁判的正当性,势必加强论证和说理,而一旦步入命题证立的过程,法官就会体悟到,司法信息公开为他们带来的“困境”。

不仅是我国学者质疑,阿列克西的理论更遭到了部分当代法哲学大家的批判,考夫曼就曾反驳道:“(阿列克西创制的论证规则)虽然适合理性的商谈,但不适合法院的程序……法院的程序不是无控制的,参与人受法律,也受有缺陷的法律约束,程序不可能被推至无限延续,或也不可能只至 论证的满足 就打住,相反,未取得合意也要终结,程序不仅服务于真理和正义,还要优先效力于法律和平。”但判决作出并不意味着商谈的结束,随着司法信息的公开,反而可能成为商谈的开始。司法信息公开的意图是将司法信息交由公众评说,更接近获取佩雷尔曼所言的“普泛听众”之认同,是一种“说服”的有效性。任何一种论证的目标都是适应听众,并获取其认同,过往,司法公开的“听众”更多时候(除了少量公案)仅仅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即便是法律共同体试图获取司法信息也绝非易事,此时司法所追求的仅仅是“特定听众”的认同,很大程度是一种基于实效性的“劝说”。某种意义上,司法论证和决策获取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标准即是普泛听众之认同,因而,司法不仅要说服当事人,更要说服公众、学者甚至党政官员,理性商谈需要走出法庭,延伸至公共领域。关于司法的群体性争议并不鲜见,但情绪化的对抗并非理性商谈,对于普泛听众的规范性作用而言,“只有对那些承认其为规范的人,它才是一个规范”。虽然,我国公众的理性程度尚未达到佩雷尔曼的标准——“一切理性的人,和那些能够有资格讨论正在争论之问题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商谈资格缺失,一方面,对于本意向善的公众,司法信息公开和普法教育是引导其趋于理性的有益进路;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意图误导公众、影响司法的人,本来就不属于听众之列。理性的前提是信赖,承认的基础是知情,各方信息对称、信仰法律是理性商谈的基本条件,唯有如此,司法信息公开方能回应以下追问:

其一,如何让商谈建立在确实的信息之上?哈贝马斯描述之“理想的言谈情景下的共识”,与佩雷尔曼“普泛公众的认同”不谋而合,二者均勾勒出商谈的理想化图景。但审视当下的舆论场(尤其是网络),显然不属于“理想的言谈情景”,看似不存在对话障碍,却不过是“猜忌”或“臆想”之上的“自说自话”。作为言说者的公众,缺乏长效的信息获取渠道为商谈提供论据,因而只能在纷杂的网络世界中,凭借自身判断力辨别信息真伪,结果却很可能是陷入认识错误。无论是法律共同体抑或社会共同体,都需要一个真实、自由的信息平台,平等地选择商谈的论据或论点,这是司法信息公开摆脱行政化、形式化、功利化的桎梏之后,理应达到的程度。

其二,如何避免法律商谈转化为普遍实践商谈?阿列克西认为,一些形式,比如对判决的公开讨论,准许随时从法律商谈过渡到普遍实践商谈,而另一些形式,如法学(教义学)的争论至少不可能是没有界限的。事实上,中国社会关于司法的争论或许从来与“商谈”无关,信息不对称、观念不协调,以致于“你说法律、他说道理,你说实然、他说应然”。情绪化的对抗演化为水军刷屏、隔空干仗——以为种下了共识的种子,收获的却是分歧。朴素的正义观需要理性加以指引,方能克服主观性,凭借“法感”在现行有效法和共同体秩序的约束下对正义问题达成合意。“法感”的形成,需要通过司法信息公开,循序渐进地引导:一是增强司法信息的说理性,无论是法律文书还是统计数据,都不能只是死板的语句和数字堆砌;二是对公案重点公开,在类似薄熙来案这样吸引公众目光的案件中,将情绪化敌对或普遍实践商谈引向法律商谈。

必须承认,司法信息公开尚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除了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士,普通公众很难有耐心和能力去细致领悟裁判文书中的逻辑涵摄、法律论证,更不用提什么“内部证成”、“外部证成”。但我们也确实不必如此苛求,只要当事人、公众在某些时刻以司法人员的视角审视案件,即是哈贝马斯所言之“反思的交往形式”,我们并不奢望公众一致同意法院的判决结果,只希冀借助理性的商谈结构,以及公开的法律文书、庭审实录,推动每一位参与者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达成共识。通过这种有限但却有效的共识,足以提升司法实践的可接受性,对法治意识的普及乃至公民理性的培育均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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