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略激活全球治理一潭静水

中国方略激活全球治理一潭静水

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方面对当前快速变化与扑朔迷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积极回应。这一系列中国方略，在考虑中国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发展提供了可靠方案，对自二战以来日益僵化的全球治理模式有激活作用。　　2010年底 G20一致同意改革国际货币基金(IMF)，主要是扩大IMF的资本金一倍至7200亿美元；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提升后者的投票权。但美国国会一直拒绝批准上述改革方案。2015年年初，美国国会再次拒绝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因此陷入尴尬境地。

2008年，自美国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为合力应对挑战，G20开始发挥作用，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但G20更多是一个对话平台，机制化建设相对比较薄弱。随着金融危机渐行渐远，G20的全球影响力也正逐步褪色。因为缺乏施行决策的手段，即使G20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也还面临着兑现承诺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G20有成为“清谈俱乐部”的风险。　　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除了有自身的考虑外，更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裹足不前的无奈选择，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有积极意义。如果说，亚投行还只是个专业性的小舞台，那么由中国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更加恢弘。　　“一带一路”，一头是东亚经济圈，一头是欧洲经济圈，中间的腹地，各国也都蕴含着繁荣的种子，潜力巨大。如果“一带一路”进展顺利，将会形成一个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新经济地带，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还是发展潜力，都是目前存在的各经济板块所无法比拟的，届时其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定海神针”。　　二十国集团(G20)影响力“褪色”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合力应对危机G20开始为世人瞩目，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应该说，G20“发迹”，是危机推动的结果。但从目前情况看，G20更多是一个对话平台，机制化建设相对比较薄弱。随着金融危机渐行渐远，G20的全球影响力也正逐步褪色。　　G20成立于1997年12月，其最初的设计是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对话。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G20开始走向前台，规格逐步提高，变成由各国首脑和部长们就国际经济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重要问题进行协商的重要平台。　　G20发挥更大作用反映了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正确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之后延续几十年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其基本结构是：美国主导，七国集团(后为八国集团，以下简称G7/G8)为协调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国际经济交往的三大支柱。　　但是随着时代变化，这种治理结构和体系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日益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法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协定”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的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合作机构，都没有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世界银行主要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而IMF则为出现外贸逆差而有支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周转的短期贷款。全球需要一个能够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平台和机制。　　第二，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不能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的诉求。1986年，美国、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定期就经济形势和重要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政府协调，从而把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化、制度化了。上世纪90年代G7增加了俄罗斯 ，成为G8.　　但就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来看，起作用的还是G7，是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平台。但其明显的缺陷是缺乏代表性，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身影，而在发生危机等极端状况时，亦无法协调全球各方共同应对。　　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由G7发起成立G20，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在内。G20给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发言平台，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能够使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向更加均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呼唤更为广泛的全球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但这不足以保证本国经济稳定发展，而且会影响全球经济效益。比如，在危机条件下，单个国家容易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对经济复苏构成阻碍。此外，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如跨国金融监管、粮食和能源危机、传染病、气候变化等等，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迫切需要进行全球协调与合作。　　过去二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这也要求全球决策机制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G20主要成员国涵盖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90%，人口约占三分之二，活动及影响具有全球意义。　　因此，从发达经济体来说，解决国内的矛盾和危机，新兴经济体是可以借助的力量；对新兴经济体来说，也需要利用G20 平台来应对危机，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规则制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而G20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则是危机推动的结果。比如第一次和第三次G20 首脑峰会和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是应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之邀在美国华盛顿和匹兹堡召开，第二次是应英国首相布朗之邀在伦敦召开，主要的目的是为共同应对经济金融危机。　　虽然自2008年以来，G20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随着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G20发挥作用也受到了很大制约。　　首先，G20 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决策仍然由主要成员国谋划。G20是对旧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进行修补，实际上国际经济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国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化，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仍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仍然是IMF、世界银行以及WTO，危机并没有造就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因此，G20在涉及重大国际经济议题时，如果与发达国家利益有冲突则难以取得有效进展，需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进行平衡。　　其次，G20面临处理好与联合国及非成员国间的复杂关系。G20主要是解决国际经济问题，而联合国则侧重于政治安全事务。但是，随着G20的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向其他议题拓展，从而与联合国的职能有重叠。同时，G20由19个成员国及欧盟组成，需要处理与非G20 成员国的关系。尽管G20 经济占全球经济近90%，但仍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参与经济活动，G20在决策国际经济事务的同时，也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参与权，需要处理好与其他非成员国家的关系。　　再次，G20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决策执行难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涉及各国主权，很难能够进行行政式统一，只能在地区范围和全球范围内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合作，因而G20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约束力。加之成员规模相对庞大并且利益多元化，很难能够就某种共同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缺乏施行决策的手段，即使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也还面临着兑现承诺的问题，G20有成为“清谈俱乐部”的风险。IMF、世界银行和WTO是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体系，从制度设置上，世界银行和IMF都由20多名执行董事作决策，并且设置了85%的绝对多数机制。美国持有超过15%的投票权，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2010年底 ，G20一致同意改革IMF，主要是扩大IMF的资本金一倍至7200亿美元；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提升后者的投票权；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其拥有的两个执行董事席位，这将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国会一直拒绝批准上述改革方案，2015年年初，美国国会再次拒绝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陷入尴尬境地。　　“亚投行”叩响全球治理改革大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当然，亚投行在经济上是一笔明白账，对亚洲各国和中国经济发展都有很大好处。　　首先，有利于促进亚洲经济繁荣，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趋势日益明显，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经济重心。未来能否利用好亚洲的经济机遇，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亚洲的大市场，将会继续释放亚洲经济的发展潜力。一些亚洲范围内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大型基建项目，比如“泛亚公路”、“泛亚铁路”等等，也只有在多边开发机构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提升亚洲福祉，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如何开拓更为广阔的需求市场，是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和挑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基础，也具有深远的福利含义。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亚洲发展，提升亚洲各国人民福祉，也能够使得中国的产能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到 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是难得的投资机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比较强的实力和经验，能够给中国企业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　　再次，中国向亚洲分享发展红利，能够拉近与亚洲国家的感情。现在很多亚洲国家，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资金相对充裕，积极主动地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红利，可以拉近彼此感情，提高区域影响力和凝聚力。　　最后，亚投行开启金融新模式，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区域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是挡不住的，但也急不得，未来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能“一步就位”，通过建立亚投行，逐步提高中国在区域金融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出海”。　　从亚洲的实际情况来看，也需要亚投行的出现。现存亚洲多边开发机构，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治理的需要，需要创建新的机构，以更好地解决亚洲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创建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由美国和日本主导，姑且不说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亚开行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单就亚开行自身来说，经过多年发展，也已暮气沉沉，贷款发放标准不一，很多亚洲国家在这个体系下，难以融到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当然，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性质上也有不同，在定位和功能上具有互补性。世行和亚开行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工作，而亚投行则是主要投资基础设施，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笔者认为，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更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裹足不前的无奈选择，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有积极意义。　　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进程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的拒绝，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始终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加快成立能够反映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重要共识，甚至很多欧洲国家也在积极支持推进改革。美国国会拒绝IMF改革方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曾在IMF执行董事会上讨论IMF改革的替代方案，研究如何在没有美国国会的批准下，推动落实改革方案。很多欧洲国家决策参与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也是重要的反应。　　美国将采取何种态度面对亚投行，不仅关乎经济利益，也关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从经济上看，美国积极参与亚投行是有很大好处的。经过多年发展，亚洲不仅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板块，更重要的是亚洲中产阶层正日益崛起，将形成具有巨大购买力的全球需求，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所在。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本身是很好的商机，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收益。积极参与亚洲的经济建设，对美国实现其经济战略目标也有重要意义。为了利用亚洲的经济发展机遇，美国早早定下了“重返亚洲”的政策基调，希望能够搭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而消极对待亚洲发展，对美国并无好处，　　当然，美国提出要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但要看到，亚洲很多国家最大的制约是发展阶段的制约，很多中国都达不到的高标准，其他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可能也难以达到。因此，美国在亚洲推进TPP不容易，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从战略上看，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释放的信号可能至关重要。美国对抗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诉求，导致的最大后果可能是进一步撕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甚至全球化的趋势也会受到干扰，这将给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大国理念，取决于如何对未来进行设计，合作还是对抗，结局完全不一样。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而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经济治理上进行有效合作。　　“一带一路”向世界贡献理念和智慧　　不得不承认，亚投行只是个小舞台，规模不是很大，定位也比较专业，其外溢效应，更多是在给国际经济治理改革提供动力上。与亚投行相比，中国倡导并在国家层面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更加恢弘。　　很多观察家往往从“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发展和外交的战略意义来进行解读。这毋庸置疑，“一带一路”蕴含巨大机遇，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笔者认为，仅把眼光放在国内或者放在经济效益上，多少还是降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格调。很多外媒则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和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对“一带一路”进行解读，更是失之偏颇。　　当然，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战略有中国当政者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对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进行回应的因素。理论上，在亚洲建立普惠的亚太自贸区 (FTAAP)，对亚太地区各国有最大好处，但美国“重返亚太”后却执意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欢迎中国参加TPP谈判，但实际上却是努力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反映在TPP标准不透明，对不同的谈判国家标准不一并严格保密上。　　因此，在因果关系上，正是美国咄咄逼人的TPP，激发了中国当政者的灵感和创意，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正如很多人敏锐指出的那样，“一带一路”不好搞，甚至很多中国人也觉得很难搞，但这并不妨碍这一宏大战略所独具的对整个世界的重大意义。　　那么，“一带一路”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将继续有力地推动全球化进程。过去几十年间，席卷各国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快速融合，即使无需任何统计资料，我们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融合带给我们的巨大变化和好处。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车与橄榄树》和《世界是平的》的畅销书中，记录了全球化的进程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品位、道德和良知的影响。　　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日益崛起。在过去的100年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约为20%，而现在是30%，正在朝向40%的比例迈进，预计20年内，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可能会超过发达国家。　　但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燃起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恐惧，他们认为，全球化不但让自己受益，而且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受益很多，于是出现了“反思”全球化，甚至逆全球化的观念与行动。突出表现在贸易问题上，发达国家收紧了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标准，甚至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也正是因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而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最新表象之一，就是出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脱钩”与走势分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像过去那样大力带动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在这种环境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打出了“捍卫全球化”的鲜艳旗帜。可以说，尽管面临地缘政治骚动，面临着反全球化观念的冲击，但中国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坚决地把由历史文化纽带相连的各国凝聚起来。“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加强这些国家的经贸交往与合作，无疑将极大地夯实全球化的战略基础，继续有力地推动全球化进程。　　第二，将创造新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欧洲的经验。过去几百年，欧洲大陆常常烽烟四起，两次世界大战均起源于欧洲，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怀抱着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伟大理想，欧洲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欧元和欧元区的设计蓝图。1999年欧元诞生，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大事件。　　欧元诞生以来，维持了欧元区内价格稳定，加快了区域内资本流动，促进了欧元区的经济发展。在国际贸易中，随着欧元的采用，企业要打交道的不再是十多种不同的货币，而只是一种货币，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货币汇率波动损失，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繁荣富裕的欧元区，有利于各国继续发展对欧贸易，给大家都带来了极大好处。同时，一个和平稳定的欧洲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洲地区还将会保持长久和平，进而促进世界和平，给各国发展均创造了重要战略机遇。目前欧洲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板块，经济体量世界第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引擎。尽管发生了债务危机，但笔者相信欧洲还会走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　　而“一带一路”，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在中间的腹地地带，各国也都蕴含着繁荣的种子，潜力巨大。如果“一带一路”进展顺利，就会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新经济地带，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还是发展潜力，都是目前存在的各经济板块所无法比拟的，届时其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定海神针”。建设“一带一路”将会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而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钥匙，只有实现不断发展，才能够最有效地减少贫困，提升人民福祉。　　第三，将辐射出多元文明包容发展的正能量。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一带一路”是一个民族宗教文化非常复杂的地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并积极努力推动其实行，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执政精英阶层更是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刚刚过世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曾敏锐地指出，文化是决定命运的，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行动逻辑。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儒家哲学主张“修己安人”，这提出了治国理政和对外交往的逻辑和路径。首先是要修己，做好自己，然后才能更好地与他人互动。把“修己”的功夫做到极致，就到了“内圣”的境界；而“安人”的功夫做到极致，就是“外王”，因此“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是中国哲学的灵魂和精髓之一。　　受这种哲学和文化影响，中国政策的主基调基本上是向内反省，对外包容。而这与世界上其他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有显著差别，更与西方笃信的“文明冲突”有天壤之别。不能否认，世界上各个文明存在差异，但是没有优劣之分。事实上，正是文明的多样性，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精彩之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建设好“一带一路”，就能够向世界证明，各种文明可以实现包容和谐发展，而不是必然走上冲突之路，这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和正能量。　　第四，将缔造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欧洲的经验表明，政治经济上的紧密合作，将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全。“一带一路”国家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传统安全和非常传统安全形势都很严峻。建设“一带一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和安排之一，就是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区域安全机制，这也是相关国家的现实需要，更是“一带一路”国家间开展更紧密经贸合作的迫切需要。　　当然，经济上的利益交融，本身就是重要的自动安全机制。但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在经贸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安全机制。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提倡坚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这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安全机制建设的重要共识。　　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安全观，比传统的“军事联盟”安全观更有利于保障地区安全。因为军事联盟机制，往往是几个国家利用武力对付外来威胁而形成的一种正式联合，是基于战争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合作模式。军事联盟机制排斥他国共同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其所追求的安全利益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不但无法实现平等包容、合作共赢，而且一旦有了假想敌的“战争”意识，离战争也就不远了。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离不开建立良好的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安全机制，离不开处理与主要大国的安全关系，还会促进重要海上和陆路通道安全的公共品供给，这些都将给区域和全球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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