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想论战-【新闻】

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80年代末期社会运动影响，启蒙知识分子陷入失望，政治改革也一度陷入低迷状态，压力弥漫着整个社会，而这正是精神和思想反思的开始。不同于政治改革的低调，市场经济改革大刀阔斧进行，这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社会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升温，并在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一度达到顶点。

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思想格局和争论内容也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这场论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其主要参与者是80年代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构成新左派阵营的主要成员是：甘阳、汪晖、韩毓海、王彬彬、旷新年、崔之元、王绍光等;而新自由主义的阵营则为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雷颐、邓正来、汪丁丁、李慎之等。

关于这场论战本身的命名，知识界并未达成共识。由于中国自身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对西方发达社会的憧憬，“自由主义”这个指称本身便有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天然傲慢，而“左派”则被牵扯在历史经验当中，即使加上“新”也未能抹除“左派”这个能指自带的历史偏见。即便将近20年过去了，知识界也已不再争辩命名本身是否带有“扣帽子”性质，这两个“能指”之“所指”依然是模糊的，今日关于这两个能指本身的“傲慢与偏见”现状仍然很明显。

大部分学者在后来的反思中直接将这场论辩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辩”或“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辩”，久而久之便也成了约定俗成。无论在西方或是中国的脉络下，“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有其内在区别，而综观整常论辩，双方的核心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认同“自由主义”，而更多是对“市场化”等经济领域问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的不同意见，故而，本文将这场论辩命名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论战”。

“自由主义”(Liberalism)原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脉络下，其具体内容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定义也有多种说法，其中，“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日益增加，在中国的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过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

90年代关于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代前期，以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为中心，主要围绕当时在海外的留美学者崔之元、甘阳等人的文章的论争;第二阶段则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以海南的《天涯》杂志为中心的论争。第二阶段的论争较之第一阶段明显规模和影响都更大，时间跨度也更长。

90年代初期，甘阳发表了《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和《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引发了激烈的批评。秦晖发表了《“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雷颐发表了《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直接回应甘阳的两篇文章。相较于甘阳，崔之元的左翼取向更为强烈，他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直接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反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非西方化的‘制度创新’。”他的思想引起了知识界极大的争论，并随即受到自由主义学者的批评。季卫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新乌托邦》，邓正来的《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论争方法》，秦晖的《淮橘为枳，出局者迷：评有中国特色的“新左派”》分别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直接批评崔之元的思想。而崔亦撰文《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等文章回击。而后，秦晖亦再次以《“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答崔之元先生》予以回应。这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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